李达辞去副总长职务后,竟抱怨:你们安排的职位太高了!


1980年1月,北京,李达接到组织上的任命通知,得知自己将担任中央军委顾问。他没有表现出欣喜,反而对身边同志说:“这个职务太高了。”在许多人看来,这是对一位老将的尊重;在李达看来,自己已经到了该让位的时候。 这句话听着朴实,却很能体现李达的性格。他不是没有能力,也不是不愿意继续工作,而是认为军队建设需要更多年轻干部接班。早在1979年,他就在总参常委会上表明态度:“我今年74岁,在几名副总长中年龄最大,老的要退下来,第一个就是我。” 有老战友劝他,这种事情不必主动提出,还是让组织决定为好。李达却没有改变主意。他明白,军队的岗位不是个人留恋之处,什么时候该上,什么时候该退,都要从事业需要出发。 李达与军队参谋工作有着很深的渊源。战争年代,他长期担任高级参谋和参谋长,熟悉作战指挥、部队训练以及后勤保障。许多重大行动中,他既能把握全局,也能盯住地图上的一条道路、一座桥梁,甚至一处渡口。 1972年,李达在北戴河疗养期间,接到叶剑英的电话。叶剑英询问他的身体情况,并征求他是否愿意重新出来工作。李达回答得很干脆:“只要组织需要,我随时可以工作。” 同年10月21日,经毛泽东批准,中央军委任命李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。那时的他已经年过六旬,但接到任务后没有把自己当作疗养干部,而是很快投入全军军事训练的恢复和整顿工作。 当时,部队训练受到多方面影响,如何重新形成正规化、实战化的训练秩序,是摆在军队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。李达没有停留在会议和文件上,而是频繁到部队、军区和训练场了解情况,掌握第一手材料。 有一次,他赴新疆参加军事演习。活动结束后,李达又乘坐吉普车穿越戈壁,赶赴库尔勒查看铁路情况。旅途颠簸,路程遥远,身体也并不算好,但他仍坚持把沿线情况看完。对他来说,参谋工作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。 叶剑英曾强调,要加强打坦克训练。按照当时的判断,未来战争中的装甲突击不会是零星出现,部队必须研究成规模装甲目标的阻击办法。李达随即组织有关部门编写教材、研究战法,并推动全军开展“三打三防”训练。 所谓“三打三防”,就是打坦克、打飞机、打空降,防坦克、防空袭、防空降。这个提法并非口号,而是要求各军兵种在训练中明确目标、研究协同,把过去分散的训练内容逐步纳入统一安排。 1975年6月5日,李达率领各军区、各总部有关人员,前往沈阳军区参观某师组织的防御打坦克群演习。他观看的不只是演习场面,还仔细了解步兵如何配置火器、阵地怎样设置、各环节之间是否衔接。 李达有个特点,检查工作时不喜欢摆架子。他会走到战士身边,看具体动作是否规范,也会询问基层干部训练中遇到的困难。发现问题后,他往往直接指出,但并不轻易责备,而是要求把原因弄清楚,再拿出改进办法。 1980年1月11日,李达正式免去副总参谋长职务,转任中央军委顾问。这个安排意味着他退居二线,但并不等于完全离开军队工作。正因他长期负责参谋和训练事务,组织上认为,他仍能为军队建设提供重要意见。 得知任命后,李达提出:“让我当个总参顾问就行了,我一样可以给军委和总参当参谋。”这番话听起来像抱怨,实际上是他对职务的理解:名义上的位置可以低一些,能不能继续为军队办事才是关键。 退居二线以后,他仍经常参加总参党委常委会和办公会。只要会议涉及军队建设、训练改革或战略问题,他就会认真听取情况,必要时提出意见。组织上担心他年事已高,曾提醒他不要再去过于偏远的地区。 李达回答说:“我的体力比过去差了,但只要还能动,还是想下去看看。”此后,他仍会到部队、兵工厂、军事院校和研究机构调查,每年大约下基层两三次。他不要求特殊接待,也不愿意给当地增加负担。 张震后来回忆,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,李达不顾年老体弱,深入边海防调查研究,围绕国际战略形势和国家安全提出了许多意见。这些工作,为军委研究新时期军事战略和部队建设提供了参考。 1982年,李达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。此后,他把相当多精力放在整理第二野战军战史上。他认为,刘伯承、邓小平都不适合亲自为自己撰写历史,作为长期参与二野工作的参谋人员,自己有责任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。 写作时,他专门查阅档案,向老战友核实细节,并给自己定下规矩:有成绩要写,问题和不足也不能回避;涉及个人的内容,除非确有必要,不作过多铺陈。这样的坚持,使相关回忆文字具有较强的史料价值。 晚年病重期间,李达仍关心军队和国家大事。1993年7月12日19时10分,李达因病逝世,终年89岁。那个曾嫌“职务太高”的老参谋,直到离开岗位多年后,仍把主要精力放在军队建设和历史记录上。 特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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